“根据这几年纠正错案的经验看，关键在于证据。徐辉申诉案最终改判，再次说明了这一点。”2月5日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表示。

　　2006年12月25日，徐辉案的申诉材料被送到了最高检申诉厅，该厅负责人将案件交由该厅检察官宋伟承办。宋伟反复查看了案件的全部申诉材料。

　　珠海警方初步侦查确认，严娟生前曾遭性侵害，头部被钝物击打，系被绳索勒颈窒息而死。警方启用了警犬协助侦查，很快，警犬“猎鹰”发现第一现场———小林镇旧税所厨房。随后，“猎鹰”追踪到不远处的小林镇劳动服务站二楼走廊位置。不久，另一条警犬“忠诚”也追到同一地点。时任小林镇劳动服务站副站长的徐辉家，就在服务站二楼南侧。徐辉遂被纳入侦查视野。

　　1998年9月17日，即案发后的第23天，徐辉被警方带走。数日后，当地警方宣布案件告破。2001年5月，珠海市中级法院认定:徐辉于1998年8月25日凌晨，趁邻居严娟单独在路口等人之机，持砖头将其打昏后，对其实施;当严娟苏醒呼救时，又用电线勒住其脖颈致其死亡。徐辉犯故意杀人罪、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。

　　宋伟综合审查全案材料后认为，原审裁判所采信的证据存在较大问题。原案证据无法确定被告人作案使用的凶器，砖头和电线均未找到。而警犬鉴别书的结论“弃尸现场提取的足迹气味与徐辉的拖鞋气味同一”，虽然是原审裁判认定徐辉犯罪的较为重要的证据，但是，并没有法律、法规、司法解释明确将警犬鉴别书列为刑事证据种类。

　　让宋伟特别关注的是，徐辉案中的DNA鉴定表述为“经DNA检验，严某内提取物含有两个不同个体成分，不排除有徐辉、周某的精斑”，这一结论并不具有排他性、唯一性。

　　宋伟将相关审查情况向该申诉厅领导作了详细汇报。申诉厅研究认为，徐辉案存在错误可能，考虑到广东省检察院未对该案件进行过审查，且在省内调查核实更为便利，于是决定交办，申诉厅跟踪督办。2007年1月8日，最高检申诉厅正式向广东省检察院发出交办函，要求广东省检察院依法立案复查，并强调，要在全案复查基础上，重点查清案件事实是否清楚，申诉人所提疑点能否合理排除，认定徐辉为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排他性等。

　　他们了解到，2007年的DNA技术鉴定要求至少采用15个位点进行鉴定，而1998年时该技术可以达到采用9个位点的水平，但珠海市公安局的法医物证检验意见，以及该局委托广州市刑事科学技术所作出的DNA检验结论，仅采用了4个位点，位点数太少，技术水平低，这一结论不能肯定徐辉为犯罪行为人，只能认定他存在作案嫌疑。

　　在广东省检察院对徐辉案立案复查过程中，最高检申诉厅始终密切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，多次专门听取案件情况汇报，并提出指导意见。

　　广东省检察院申诉处认真落实了最高检申诉厅的指导意见。方炳走访了珠海市公安局警犬支队、广东省公安厅警犬基地，了解了警犬气味鉴别的操作流程、鉴别要求等;查找了公安机关的相关规定，如《公安机关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》(2005年发布)，《警犬使用工作规则》(2001年发布)等，进而认定徐辉案中警犬鉴别过程不够科学、规范。

　　其间，方炳还专程到珠海市公安局找了徐辉案的承办人;还到广东四会监狱提审了徐辉。在徐辉案侦查卷宗中，询问、讯问笔录共18份，其中徐辉有4次作了有罪供述。方炳了解到，该案影响较大，当地群众议论纷纷，徐辉在案发后23天才被拘留，此前已多次被侦查人员询问，因此有可能获知案情;且侦查机关没有查获徐辉打晕或者杀害严娟的作案工具，故而徐辉的有罪供述不能得出他杀人的唯一结论。

　　复查终结前，最高检申诉厅再次听取了广东省检察院的复查情况汇报，并就如何启动再审程序及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。2008年6月，广东省检察院向广东省高级法院发出了《检察意见书》，认为徐辉案原判决认定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诸多缺陷，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，属于证据不足，建议对徐辉案启动再审程序。2011年7月，广东省高级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及二审裁定，发回珠海市中院重审。

　　在此案发回重审后，最高检申诉厅再次指示广东省检察院，继续跟踪监督此案的进展情况，督促法院加快对此案的重新审理工作，并做好后续出庭的相应工作。2012年8月乐鱼体育，珠海市中级法院开庭重新审理该案，但迟迟未作出判决。2014年4月，经最高检申诉厅与广东省检察院共同研究，广东省检察院向珠海市中级法院发出《纠正违法检察建议书》，对其久拖不决、审而不判进行监督，督促其尽快作出判决。

　　2014年12月24日，广东省高级法院赔偿办将《国家赔偿决定书》交给徐辉，并当面赔礼道歉。徐辉得到人身自由赔偿金117万余元，精神损害抚慰金40万元。

　　“检察机关办理徐辉案，是坚持无罪推定原则的表现，是一个法治的标杆，很有示范作用。”樊崇义分析说，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因“亡者归来”、“真凶再现”而纠正错案，因为觉得这样比较安全。实际上，无罪推定是国际上刑事诉讼中纠正错案通用的标准。与此相对应，刑事诉讼中的疑罪从轻、疑罪从挂，都是有罪推定的表现。

　　樊崇义还表示，包括被害人家属在内的普通公民，也应逐步树立疑罪从无的法律意识、法治观念。如果让无罪的人承担刑责，不仅会放纵真正的犯罪人，而且也让被害人权益无法得到真正的保护。另一方面，在案件纠错之后，办案部门并没有放弃继续办理案件、追捕真凶。“对这类案件，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证据，希望各方都能积极协助侦查。”樊崇义表示，在没有充分证据说明是被告人所为的时候，那么就应该按照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，按照疑罪从无原则释放被告人。